周嘉彬，1900年出生于云南昆明。那时，家庭贫困，七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无力抚养他，幸得姑姑将他抚育成人。少年时，他在昆明成德中学一边打工一边读书，凭着不屈的意志和聪慧的头脑，终于考取了云南讲武堂，开始接触到军事基础的学习。19岁那年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功考入广州的黄埔军校第三期，开始了军事生涯的正规训练。毕业后，他被任命为黄埔第五期的上尉区队长，随后成为了张治中的少校副官，负责文件处理和联络事务。这段时间的积累，让他和张治中建立了深厚的关系，也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晋升奠定了基础。
随着时光流转，周嘉彬的职业生涯进入了新的阶段。他被调到国民革命军中央教导二师，担任中校参谋，参与北伐期间的补给协调和阵地防守工作。1932年，淞沪事变爆发，他临危受命，代理国民革命军第88师572团上校团长，指挥士兵坚守阵地，成功抵挡住了日军的猛烈进攻。在那场艰苦的战斗中，周嘉彬凭借出色的战术调整，成功保住了防线，赢得了同僚和上级的高度评价。两年后，他远赴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，学习装甲和战略知识，五年的时间为他后来的军事决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展开剩余81%1939年，周嘉彬回国后，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六分校少将副主任，主要负责教官和课程的安排。他非常注重实战训练，强调学员的越野训练和攻防技巧，致力于提高学员的实战能力。随后，他担任第十五期学员总队少将总队长，继续管理训练纪律。到了1940年，他升任西安警备司令，并兼任第七分校少将主任，负责城市的治安工作，设立哨卡检查进出车辆。6月6日，他与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结婚，婚礼现场出席了许多军政界的要人。婚后，周嘉彬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战干团副教育长，负责培训军官的地图绘制和指挥技能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兼任陕西省干训团教育长，组织体能考核和战术课程。他加强了团内纪律，设立了值班制度，严厉打击了违纪现象。在抗战期间，周嘉彬在后方规划防御工事，建设西安周边的防空设施，并组织部队巡逻，以确保补给线的安全。
1944年，周嘉彬被调任第三十六军暂编第五十二师师长，并兼任兰州警备司令，负责西北的防务。他加强了部队的训练，增加了射击训练时间，改善了营房设施，特别是在兰州这个要冲之地，他设立了河防，严密监控黄河渡口，以防敌军渗透。第二年，周嘉彬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，继续担任警备司令一职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开始整顿部队，注重士兵的纪律和作战准备，积极开展军官会议，调整师级结构。1947年，周嘉彬担任第八十军副军长，负责作战准备和后勤保障，驻扎在陕西。他注重保障部队的战斗力，负责粮草的采购和装备的补充。1948年，他被任命为第一百二十军军长，驻守甘肃天水。他所辖部队数量庞大，因此非常注重训练，组织野战演习，并加强了步兵之间的协调配合。在防守西北要道的过程中，他设立了多个哨所，密切监控敌方动向。在国共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，周嘉彬坚守阵地，力图避免过多的调动，保持部队的稳定。
周嘉彬的军旅生涯，跨越了北伐、抗战以及内战的前期阶段。虽然他从基层一步步晋升，但也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。在1949年之前，他的职位非常稳固，但随着西北的局势急剧变化，他的部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。1946年，他协助张治中成功营救了131名共产党员，从新疆护送他们到西安，避免了胡宗南的追捕，并将他们安置在八路军办事处过夜，确保了他们的安全。抗战后期，周嘉彬的部队在陕甘宁一带扎根，巩固了抗日的成果，虽然国共两军在此相对平静，但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，形势逐渐紧张。张治中留守北京，与解放军并未发生直接冲突。周嘉彬驻扎在甘肃天水，时常听到解放军的炮火声，却始终没有发起任何反击。1949年解放前夕，他的部队驻扎在甘肃酒泉。此时，他的家人已飞往成都，而他自己也在此纠结于是否继续留在战场，还是离开部队以避开即将到来的巨变。
1949年夏天，兰州战役爆发，第一野战军迅速推进。周嘉彬的部队坚守黄河防线，阵地一度遭遇炮击，但他并没有命令全力反击，而是采取了基本防御的策略。士兵们挖掩体，布置火力阵地，尽量减少损失。随着马步芳的溃败，周嘉彬的部队面临着补给断裂和士气低落的困境。八月底，兰州最终沦陷，周嘉彬带领残部撤退至宁夏中卫，并决定遣散不愿继续跟随的士兵，为他们发放路费，让他们自行回乡。在撤退的途中，部队行进缓慢，沙尘暴遮天蔽日，周嘉彬决定向重庆电报请求解甲，并通知北京声明退军界。
此后，周嘉彬并未参与任何起义或反击，而是专注于后勤工作，清理武器和分配物资。在新疆陶峙岳起义后，他并未参与其中，而是通过酒泉搭机飞往重庆，短暂停留后又前往成都，安排家属赴香港。他最终选择通过海南三亚来到香港，用临时证件避开了检查。在九龙塘的普通住宅中，他与家人团聚，过着低调的生活。周嘉彬每天早晨练八段锦，下午写字，邻居们并不知晓他曾有过显赫的军旅生涯。他尽量避开公众的视线，偶尔与旧识交谈时局，但从不涉及政治。
在1949年11月，周嘉彬安顿好家人后，购置了家具，低调生活。经过一系列撤离协调和飞行安排，他终于平稳度过了这一切。他先将家人送到香港，自己随后抵达。在香港逗留数月后，他观察着大陆的形势，决定次年返回大陆。回国后，周嘉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，接受了新的教育。在此之后，他被任命为水电部参事，参与工程规划工作，并当选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允许配资的公司，积极参与会议。晚年，他更加关注民生问题，致力于水利事业的推动。1976年，周嘉彬因病去世，享年76岁。他的墓碑上，只简单地刻上了姓名和生卒年，似乎一切都在映照着时代的变迁。从一位军人到一位平民，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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